欧洲的三重威胁

发自帕罗奥图——欧洲正同时遭受着主权债务，银行以及货币危机的侵袭。严重的经济困局和政治压力正考验着公民，主权国家和类似欧洲央行这类超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更有各种声音甚嚣尘上，既有要求放弃国家财政主权的，又有号召大幅重组在财务上极端脆弱的银行系统，同时/或许还有人要求希腊或者其他可能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退出欧元（或者临时建立一个双重货币联盟）。

在这个岌岌可危的境地，政策制定者们正不顾一切地运用各类手段——包括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来试图遏制金融恐慌，扩散以及陷入衰退的风险。但这些官员们选择的道路又是否正确呢？

主权债务，银行以及欧元危机这三者其实是紧密相连的。由于欧洲许多资本薄弱的银行都忍痛持有大量欧元区边缘国家的主权债务，一旦其资产被推向市场的话就将面临破产。同时这些银行的去杠杆化过程还阻碍了经济复苏。而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不包括在内的话）的大规模财政重整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同样具有杀伤力。可能出现的违约将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规模收缩——2002年阿根廷发生违约时其GDP规模就随之下降了15%。

尽管进行了压力测试，设立援助基金同时连续开会商讨，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依旧未能找到一个长期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遭到失败的话欧洲未来的经济发展必将面临重大障碍，同时可能威胁到欧元的生存。而各国首脑内部及其与欧洲央行之间在购买危机受灾国主权债券方面的意见不一致只是增加了整个事件的不确定性而已。

一个体面的泛欧洲经济复苏以及成功的财政逐步巩固将使危机受灾国主权债券的价值随时间不断升高。到那时候，这些进程的执行者们将继续决定应该由谁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承担损失：是希腊的公民们，还是法德两国的纳税人？是债券持有者，金融机构，还是股东？而基本的问题则是缓解危机的方式将如何影响到损失的数量。

银行股的价格以及欧洲银行同业拆放款利率和隔夜指数掉期的利差（Euribor-OIS spread）都显示市场对受灾国主权债券的高度不信任，如今希腊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高达25%。而这场危机同时也危及到非欧洲国家，人们对美国银行和货币市场基金与受灾欧洲银行之间的牵涉情况感到忧虑，进而危害到了美国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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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总共有三种基本方式去解决银行危机（而这意味着同时解决财政调整，主权债物和欧元问题）。第一种方式依靠时间，收益率和最终的银行健康状况。有一项数据估计如果欧洲边缘国家的主权债券价值下跌50%的话（这对希腊来说很合理，对其他国家则较过分）就将带来3万亿美元的损失，比全欧洲银行资本的总和还高。但在目前的低利率环境下银行其实是盈利部门，因为它们一般利用杠杆进行短期借款，再以更高的利率放出长期贷款。因此只要时间足够，银行就能逐渐通过保持盈利或者吸引外部资本的方式实现自我资产重组。

一个强劲且持续的经济复苏将使这一方式变得可行。大多数欧洲官员也希望能在与足量公共资金相结合支持危机国主权债券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

奥巴马政府在实施了不受欢迎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就是将数千亿美元公共资金注入银行系统，其中许多资金都得到了偿还）之后也采用了这一选项。但包括美洲银行和花旗银行在内的某些美国银行依然脆弱不堪，其资产负债表上依然存在大量有毒资产（主要涉及到房屋抵押债券）。

第二种方式则是迅速解决。因为如果损失规模过大或者复苏太过脆弱的话，任由有问题的银行逐渐自我资产重组并随后解决问题债券——或许是通过欧洲版的布雷迪债券（于1990年代创设，使美国各大银行能部分减免拉美各国债务的零息债券，以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得名）——的方式将无法生效。因此有必要采取更加迅速的解决方案以防止有毒银行进一步感染整个财政系统。

美国清债信托公司曾在1989至1995年间迅速关闭了1000家破产银行和储蓄贷款公司，以防止其损害其他健康金融机构。如果换算成当今经济规模的话，就有总值1.25万亿美元的资产被出售并追回了80%的总价值。金融系统也得以迅速恢复健康。而这个方法需要具备判断和分析能力，以便将无还债能力和有还债能力的机构区分开来。

最后还有一条公共资本的路径。如果由市场推动的资本重组进程过于缓慢，同时又无法关闭无还债能力的金融机构，一个更加极端的备选方案就是将公共资本直接注入银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通过力挺银行所持主权债券的间接方式）。这种手段能防止银行遭遇挤兑，因为拥有更多资本的银行显然会变得更加安全。但究竟该动用多少公共资本，在什么条件下动用？而私人资本虽然更加适用，但考虑到这些金融机构可能在未来的公共干涉中遭到撤销，投资者自然会有所保留。与此同时，监管者也在增加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同时拥有借贷者和放贷者双重身份的欧洲人必须干脆利落地解决银行问题，并同时应对欧元，主权债务和财政重整事务。而假装认为那些已经通过温和压力测试的银行能在造成少量间接破坏的情况下无限期地经营下去的想法显然是一厢情愿——而且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