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父亲和儿子们

阿拉伯世俗共和国的政权交接问题凸显了它们在转向后革命时代时所面临的困境，因为在未能建立强大制度的政体内进行的政权交接总是会引发体系的危机。尽管某些倾向在家族内部进行交接的决定也许缺乏民主，但是却并非完全没有优点。值得玩味的是，这样的选择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结束政治斗争以及进一步推进政治变革。

受到西方支持的专制政权多年来把任何可能会取代在位的阿拉伯政权的成长中的自由主义运动都扼杀在襁褓之中，并且任何突然推行的自由选举都演变成伊斯兰民主危险的实施。这样的民主产生了被哈马斯、真主党或穆斯林兄弟会所领导的政府，它们无可避免地会与西方对抗并且反对由美国所倡导的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进程”。

叙利亚已经通过类似君主制的世袭继承来寻求确保政权的延续，哈菲兹·阿萨德把政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巴沙尔。有迹象显示埃及也会步其后尘，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尔将会继位。同样地，利比亚的卡扎菲可能也会让他的儿子赛费尔·伊斯兰接班。作为革命军事政变的产物，这些世俗民族主义政权没能产生大众合法性，而是不得不退回到被他们所推翻的政权所实行的世袭继承中来。

世袭继承的中心在于寻求和平和稳定，这一点当哈菲兹·阿萨德同意以空前的亲善姿态带动巴拉克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作为一个几个月后就将辞世的年老体弱的人，他有一种要达成协议的紧迫感，以便让他缺乏经验的儿子不再受到为收回戈兰高地而进行斗争的压力。

巴沙尔对他父亲的遗产基本保持了忠诚。与朝鲜和伊朗挑衅性的核战略不同，巴沙尔作为地区的“邪恶轴心”呼吁与美国进行对话，而不是使他们作出入侵的决定，以及与以色列达成妥协，而不是挑起与它的战争。

在埃及，穆巴拉克没有听从纳赛尔发起的革命那些玄虚的言论和它伟大的战略设计，他心里考虑的是稳定问题。因此，他无法接受美国笨拙的赞成民主的议程，而是更愿意占据阿拉伯外交支持安纳波利斯和平会议的中心舞台。不管怎样，巴勒斯坦的困境在普通埃及民众中所唤起的同情是引发不稳定的危险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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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的接班问题是以一种特别复杂的方式来处理的。不像巴沙尔在他父亲去世前那样，他的儿子的继位问题还远远没有确定。但是，执政党为了给后穆巴拉克时代做准备，他们让贾迈尔被允许获得大众合法性以及在政坛得到更高程度的接受，使他被战略性地推到可以有效地竞争总统宝座的位置。

他得到广泛的信任为这个国家设定议程，并且是2004年以来使埃及经济发生高质量的腾飞的自由经济改革幕后的策划者。也许像穆巴拉克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这种犹犹豫豫的民主化进程是为了阻止任何可能挑战贾迈尔地位的人。但是，随着世俗民族主义的式微和伊斯兰主义的崛起，穆斯林兄弟会隐藏的选举力量对这个政权以及它与西方的战略联盟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其结果是，这个政权拒绝冒任何风险。

卡扎菲决定不再被国际社会所排斥在外也并非完全与他希望留给他的儿子一个与世界和平相处的国家无关。他恶劣的人权记录并没有消除，但是这位奢华的“革命向导”停止不严肃地对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全球恐怖主义问题以换取结束制裁和回到国际大家庭中来。作为一个在国内的统治受到伊斯兰主义反对派挑战的病人，他认识到被国际社会所放逐加上国内的问题交给他那位被娇纵惯养的花花公子儿子来处理实在是太危险了。

阿尔及利亚的问题尤其困难。作为革命一代最后一位幸存者，布特弗利卡总统必须想办法实现结束他的国家的内战的权力交接。尚处于襁褓之中的民主很可能会像1991年那样导致伊斯兰主义者的胜利。

在过去通过革命产生的阿拉伯政权内部向民主的转化不能参照西方的模式，也不是F-16战斗机所能够强制实行的。但是，正如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这些国家所表明的，世袭继承并非是一种内部的反应。相反，它意味着选择向后革命时代有控制的转变，而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与国际社会的融合也许可以在未来迎来更大的政治变革。